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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参见杨建顺著：《日本行政法通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8年版，第754页。

20借鉴国外的经验，我们也要倡导公私合作规制。事实上是生产者、销售者是否承担责任与其所生产经营的食品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有密切关联。

按照《标准化法》的规定，行业标准由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团体标准由学会、协会、商会、联合会、产业技术联盟等社会团体协调相关市场主体共同制定。在民事领域，对违反这种企业标准的企业要求承担违约责任却具有合理性，因为根据诚信原则，承诺必须履行。我们通常说：一把钥匙开一把锁，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但是，关于企业标准是否具有强制性却是一个需要明确的问题。即使企业联合制定的企业联盟标准，也只是在联盟内部有效，范围有限，并不具有国家标准、地方标准所具有的普遍性效果。

顺便提及的是，从绝对的意义上说，食品安全标准是一种法律上的最低要求，是一种底线，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不一定就是安全的，即使是国家标准也是如此。有得必有失，根据权利义务一致性原则，对企业来说是公正的。这会在根本上削弱国家与社会的法治化，让法治难以成为社会文化的有机成分。

甚至作者自己也将作为私权的环境权与作者提出的作为其他请求权基础的物权、人格权与债权等相提并论。与此相应，我国的权利体系也必然在结构上、在层次上、在类型上呈现出更为不同的风貌。如果说法律是一个金字塔式的形式化规则体系，那么权利体系同样具有这样的体系化结构，各种具体权利构成了这个体系的纽结。比如，社会权贯彻辅助原则，即国家只在公民自己无能解决基本生存需要时才站出来提供帮助，如果公民自己能解决问题，国家就有权拒绝承担给付义务。

（四）权利顺位的颠倒 权利与权利之间不仅存在竞合关系、冲突关系、种属关系等关系，还存在着位阶关系或者顺位关系，前一权利是后一权利的前提，后一权利为前一权利的维护与实现而服务。[29] 吴胜利：《财产权形成中的公权力规制研究——以土地规划权对土地财产权的规制为核心》，《学习与探索》2017年第11期。

如果不顾这一根本维度，所谓学生隐私权注定因为抵牾于受教育权的社会逻辑而在实践中步步难行。而无论是自由权还是社会权，从权能上又可以分为霍菲尔德式的自由权、狭义权利、形成权与豁免权，或是德国式的形成权、请求权、支配权与抗辩权。其一，满足法律关系之基本构造的需要，即权利及与权利对应的义务主体都是明确的，权利义务关系所指向的客体也是明确的从而可以由权利主体主张、义务主体执行落实的。而这，正好表现了法治建设进程中公民的权利诉求因法治语境的不同需要用新型权利而不能以传统西式权利表达的现象。

之所以权利体系化具有如此功能，是因为任何概念实际上都意味着一套体系，所以，当研究者运用一个特定概念时，也就意味着与之相应的整个体系要被运用，相应的制度都要被运用。[20]的确，在西方私有财产制体制中，规划权的确是侵犯公民财产权的行为，[21]所以其确需要受到法律保留原则的规范。[23] 参见喻少如：《论行政给付中的国家辅助性原则》，《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非但如此，将这一权利理解为社会权，也误解了国家在其中的角色，并进一步限缩公民相应的权利。

这一本质决定了任何权利主张必须服从自由主义的逻辑与体系才能得到承认与表达。这就使得西方权利体系具有一个显著的特征。

[35] 从受教育权的公法权利属性出发，对齐玉苓、罗彩霞等受教育权诉讼及相关评论、学术研究的反思与批判，参见袁文峰：《受教育权宪法条款援引、内涵及救济途径——基于齐玉苓案与罗彩霞案的分析》，载《政治与法律》2015年第4期。换言之，唯有先明晰何谓体系化，我们才能具备批判当前新型权利研究中的非体系化现象的尺度。

凯尔森即指出，规范的功能在于提供解释框架。[14] 雷磊：《法律概念是重要的吗》，《法学研究》2017年第1期。其三，必然有被侵害的可能。也就是说，在法律体系中，权利概念能起到呈现体系性秩序的功能。霍菲尔德式权利体系中的源权利与次生权利、德国式权利体系中的基础权利与请求权，即具有这种先后关系。反之，如果权利论证与建构只是停留在直觉主义价值观层面，而未能有意识将之置于权利体系中加以审视，那权利主张就极有可能因缺乏体系化框架的支撑而陷入论证不严谨、不深入、不全面的窘境。

郄伟明：《社会语境下矿业权性质之考辩》，《法学家》2012年第4期。参见宋亚辉：《新权利的生成：以户外广告发布权为例》，《法制与社会发展》2010年第3期。

[10]而当下法学研究领域法教义学的兴起，也正是学者力求法学与法律体系化所致。如有学者即运用霍菲尔德所建构的类型化权利体系，对宜兴冷冻胚胎案判决中法院所提出两种新权利即监管权与处置权的内核进行了精确界定，并指出这种所谓的新权利并不能解决本案中冷冻胚胎归属的法律难题[13]。

二是权利研究的角度多维，既有对新型权利的证成，也有对所谓新型权利的证伪，既有对新型权利的学理探索，也有对新型权利实现的司法路径的总结。体系化包含着两个必备要素，其一为逻辑性，其二为同一性。

但是，在我国宪法第十条确立了迥异于西方土地私有自的城市土地国有制背景下，公民所拥有的土地权在什么意义属于不可侵犯的基本权利，法律保留因此能否适用、如何适用，是不能生搬硬套域外土地私有制之上土地法律制度与法律理论来厘定的。[7]故不管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都普遍追求法律与法学的体系化。不过，正因为本土化往往更为深层次的体现了吾国吾民独特的价值追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本土化更侧重权利研究中的价值理性维度，而体系化则更侧重于在价值确定的情况下研究中的工具理性维度。权利的体系化既意味着单个权利自身在构造上的体系化，也意味着各种权利所构成的权利体系的条理化、层次化与类型化。

（二）我国新型权利的本土化维度 上述两例足以说明，我们在进行新型权利研究时，更为深层次的问题是没有注意权利体系背后的本土化维度。因此研究者应当认真对待既有权利成果，在充分慎思明辨的基础上做出整全成熟决定，即，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吸收相关知识并有意识参与建构一个更为成熟完善的体系，还是另起炉灶建构新的体系。

[4] （美）玛丽·安格伦顿：《权利话语：穷途末路的政治言辞》，周威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19] 李延舜：《学生隐私权初论——从教不严，师之惰谈起》，《法学论坛》2016年第3期。

文章来源：《江汉论坛》2019年第10期。权利可以是新的，权利的权能可能是新的，但权利体系与类型却具有很强的稳定性，因为整个法律的总体价值与框架是稳定的。

当然，上述问题的出现也与未曾充分认识到我国新型权利的本土化维度有关,未曾认识到我国法制建设的经济基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为此，作者提出，应当以环境义务作为环境法体系建构的核心。[32] 比如，在联解体之后的俄罗斯为了追求公平与正义而创设了一些新型权利将一些原来的公有资源配置给私人时，但这些新型权利却导致了影响资源利用效率的反公地悲剧，See Michael A．Heller. The Tragedy of the Anticommons：Property in the Transition from Marx to Markets，111 Harv．L．Rev，April，(1998)． [33] 宋亚辉博士指出，地方城市作为户外广告发布权的产权主体及其依据城市空间有效性理论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们不符合物权法的规定与理论。[24]然而，这种思路于理不合，此路不通。

逻辑性，强调体系在整体上是内在协调、统一的，在逻辑上不存在冲突与矛盾。新型权利研究既要为权利的实证化和体系化服务，也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建构服务。

基于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与生产资料公有制，资源都是国有或集体的，产权都掌握在国家、地方或集体手中，具有公共性，因此，市场化改革意味着对这些公共资源的重新分配与产权界定，必须贯彻公平、公正、公开的逻辑，必须满足公共财富的民有、民治与民享原则。也正因为没有认识到公法权利乃是公民向国家主张的权利，所以在该文后面论及采光权救济时，也同样找不到作为公法义务主体的政府或国家。

因此，新型权利的研究必须具备体系化思维，在体系化框架的指导与约束下进行。[18]这里就出现了权利定性上的矛盾。